资本主义为何还没有崩溃

自工业革命以来，新的生产关系便诞生了，它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资本家(雇主）和工人(受雇佣）成为了最广大的社会阶层。有了资本家，就有了剥削，就充满了非议。资本家既创造了工业文明和极大的财富，又引起了工人阶级的不断增长的仇恨。两者之间的敌对情绪长期存在，日趋尖锐，随着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必然引发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绝对对立。随着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越发严重，财富既向资本家手中快速集聚。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已成定局。资本家大发横财，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挥霍浪费，而工人阶级却穷困潦倒，一无所有，难以养家糊口。“朱門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当年真实的写照。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似乎是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一触即发，已成为一种常态。

当年，马克思痛斥资本家的贪婪和残忍，他不仅对工人的贫穷痛心疾首，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心智的衰退；同时他还强烈谴责资本的贪婪摧毁了资本家的灵魂。曾经作为推翻封建皇权统治的先进阶级——资产阶级遭到了马克思最严厉的批判。于是，马克思花费了毕生精力，写下了巨著《资本论》，書中详细地剖析了资本的运作，揭示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预言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不可调和性。马克思还指出了资本逐利的天性，一定会导致再生产的失衡和经济危机，后来的历史也一再的证明了这一点。例如1929年的经济大恐慌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由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爆发，通货膨胀，工厂倒闭，失业工人大增，民怨沸腾，资本主义制度不得不面临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潜在威胁，并由此经济危机所引发的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将会越来越激烈，都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趋势。其阶级斗争的结果最终将产生一个新的综合事物，就是无产阶级会取代资产阶级，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国家。马克思还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在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革命不仅要打碎一个舊国家，还应该保留前资本主义的优秀社会文明。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列宁却能够审时度势，独树一帜，在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俄国，竟成功地领导了工人阶级革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改朝换代的伟大创举，既事物的普遍性也往往表现于其偶然性，符合辩证法。历史还证明了，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这个新的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初始阶段曾创造了辉煌的工业基础。例如，正是这个基础保证了二战时的苏联取得了最后胜利。但是，再给了过去的受害者工人阶级更多的保护之后，一党专政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却产生了集权力和财富于一体的新的特别权贵阶级。这个新权贵阶级很快便腐败至极，专权霸道，是为新沙皇，却又很容易地去剥夺了其他人的合法权利(例如大迁徙大清洗），因此，这最终又会促使新的剥夺者和受害者之间发生更猛烈的新一轮的阶级斗争。苏联后期的官民对立、民生凋敝(只要大炮，不要黄油）、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对外则是大国沙文主义，这些最终动摇了国家的政治基础，就是明证。曾经无比强大的苏联社会主义大厦，即使有着世界一流的战争机器，敢与美国争霸，持久冷战，也经不起反复的内外折腾，终于在其建国74年之时，在人民的革命浪潮中，轰然倒塌。其国运也多舛，其天命也短乎！更可悲的是，苏联的崩溃，东欧的剧变，导致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最终解体。

但是，为何西方老牌的资本主义自建国到现在，历时两百多年，却没有发生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呢？事实是，尽管每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都体现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的尖锐，但资本主义经过休养生息，迅速恢复了元气，再次振奋，继而辉煌，靠的是什么？究其原由，那便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的聪明睿智和深谋远虑了。看看两百多年前，美国革命后，所发布的《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那里面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的精神有多么深刻！以此精神而设计的国家制度以及政治结构有多么构思缜密，一环紧扣一环，不容忽视任何一个细节，对权力的制约，对腐败的遏制，对人权的保护，等等，叹为观止。美国革命的精神正在于把执政府的合法性，规定为必须由被统治者同意，既由大多数的劳动者授权，才可以组阁新政府。这一革命的创举在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范围内提出了全新的执政合法性的标准。既是确定了资产阶级控制的议会要主动透过民主法治的手段赋予劳动者应有的权利，并要严格保证这种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这与其说是人权的表现，不如说是爲阶级斗争的形势所迫，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妥协。而最著名的是一战后，英国议会同意在议会中立法，并确立独立的工党的地位，借以保护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使之免受资本家垄断权力的侵害。例如，通过了一些与最低工资保障、失业补助、参加工会和基本的卫生以及教育保障等方面相关的法律。普选和无记名投票的现代民主政党制度最终得以确立，政治從此定型。特别是二战后，这个普选和无记名投票的现代民主政党制度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最充分地发展，展现了其合理的辩证法思维，是为现代国家一般的制度。也有人把它称之为华盛顿模式。这个模式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的发展，也爲后来的国家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迄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执行这个模式。

这个现代国家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的基本组成是，三权（立法、执法和司法）分立，国会（朝野两党）监督，新闻媒体独立，人民定期授权，执政者有限任期制。通过近两百年的实践，尽管这个民主法治的制度还有许多缺点，有待进一步改革完善，但实践证明，它却是迄今史上最不坏的制度。正是这个制度阻断了腐败的生长，因此不会产生新的受害阶级，曾经的阶级斗争自然趋缓或消失。今天的民主制度为何能阻断腐败呢？就是因为现代政党的特质是以轮流执政爲特征，各政党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组合集团，其成员必须共同遵守一个国家宪法，遵守一个施政纲领，且通过合法竞选，获得人民的授权，并希望在国会中赢得足够多的席位来组建自己的政府。国家宪法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任何政党都不可以凌驾于国家宪法之上。这是铁律，坚决杜绝一党专制。显然，这个执政府只是国家的守夜人（或公仆），必须依法执政，勤政有业绩，爲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尽心尽力，必须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务，而不得谋取私利。殊不知，虽然人之初性本善，但是人之本性随着成长，接触社会，难免趋恶，特别是处于权力高位的人，一旦权力不受制约，必将导致腐败。在花花绿绿的市场经济中，面对金钱的贿赂，这是挡不住的诱惑，几乎无人可以无动于衷。即使对于长期执政的政党及政府，也难免产生腐败。但是，只要通过新一轮的竞选，选出新的执政党重新组阁，既只换执政党而不换国家体系。铁打的江山，轮换的执政党。正是这种政党之间的不断轮流执政，即有效地打破了政客与资本家之间的腐败联盟(或曰权力寻租）。流水不腐，吐故纳新，便可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和谐。这种制度允许腐败，但是对腐败又施加了足够的限制，是为限政。即想腐败的人一旦腐败暴露，就必须付出极高的成本。成本之高，会让企图腐败之人望而却步。从而极大地抑制了腐败。历史还证明了，民主法治制度的实施可以创造更先进的经济体系，给市场经济以自由竞争、公平正义的机会。郎咸平教授从马克思的理论推出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现存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通过提高民主和法治水平来遏制腐败的阶级斗争史”。正是这个先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创造了英美两国近两个世纪的霸权地位，特别是迄今的美国，不仅成功地避免了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而且发展成为当今唯一经济最强盛、军事最强大的世界超级大国。

迄今，其实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与社会生产的大众化的矛盾始终存在着，由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而产生的阶级矛盾始终存在着，这说明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过时，但让马克思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去世后的二十世纪，那些聪明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们却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既“全民民主既协商”的制度。此制度有效地化解了阶级矛盾。劳动者在法律上可以有言论自由、罢工自由、基本的人权保障时，就可以在工会的领导下，与官府或资方对等地谈判了。当平等、协商与妥协成为一种共识，成为一种需要，看似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便会化解，从而在新的层面达到官民双方或劳资双方的新的合作。同时，當官府必须依法执政，资本家必须合法经营时，社会遵守的是公平、正义和法治，而不是奸诈、阴谋和勾结，便成功化解了官府、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尖锐矛盾。社会各阶层学会了一种遇事民主协商、相互妥协的有效方法，彻底告别以往社会变革所必须依靠的唯一的手段——暴力革命，从而走出了成王败寇的恶性循环的怪圈。彻底告别暴力革命，社会就处于长期相对和谐的状态了。自二战以后，欧美资本主义的稳定社会状态的建立，并保持了相当长期的国家的经济繁荣，无不得益于民主法治的建立和完善，便是明证。为保证民主和协商的顺利，除了立法之外，建立独立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尤为重要。，

其实，在资本的市场运作中，资本家的冒险精神和创新动力，是与最广大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家与工人阶级是相互依存，由此才可以实现劳动创造财富。而维系二者共存的纽带，除了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之外，便是财富的分配。随着科技的发展，工资报酬日渐丰富，体力劳动减少，脑力劳动渐多，當工人阶级当中的优秀分子一旦成为社会中坚后，财富既向他们倾斜，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阶层。由于中产阶级优越的社会地位和较好的生活条件，且人数众多，使得中产阶级的斗争的热情便会被赎买，与资本家的斗争之火，就会熄灭，更多的斗争方式则是趋向改良，而非暴力革命，这正是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阶段的必然，即如此那社会的和谐便有了广泛的政治经济的基础。

总之，迄今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腐败都是其社会的一大顽疾，极难根治。腐败如野草，斩草不除根，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获得反腐败的成功，正是由于他们具有了遏制腐败的民主和法治制度，且须臾不敢掉以轻心；而苏联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则由于其极权体制的固化，奉行僵死的教条的理论，只搞计划经济，一味地横征暴敛，政治上残酷打压，经济发展不起来，商品短缺，民怨沸腾，却又苦于找不到有效地方法，既无法遏制腐败，又不知与时俱进，适时改革，以致使腐败越发横行，雪上加霜，终于病入膏肓，一朝解体，便终于走完了漫长的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路。而以苏联为老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曾经发誓要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磅礴大气的历史责任感召，终于化为乌有。无论如何，这不能不説是历史的莫大悲哀矣！而与此相对照的是，过去的二十世纪，民主法治制度却被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所选择，是为主流意识，其中包括今天的俄罗斯和原东欧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包括许多非洲、拉美洲的发展中的国家。这是历史的必然吗？也许是，也许不是。但事到如今，有一点是清楚的，既无论是资本主义反腐败的成功，还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因腐败而失败，这些都绝不是马克思理论的错误，以至于曾经对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所产生的怀疑，都只不过是一种偏见而已。这个道理，郎咸平教授在《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一书中，讲得已是很清楚了。